最奇特的是，神农架作物种质资源考察队于1987年以来在神农架林区多次找到了我国尚未发现过的特大古老原生桑树，树龄分别达到八百年和五百年；发现了桑椹长度是普通桑椹2.5倍的果、桑兼用的桑树；甚至发现了无籽桑树，该树高达9米，桑椹果呈圆柱形，椹无籽，汁甜蜜。这三种桑树可列为中国之最或世界之最，为传说中的“帝女桑”及神农氏之妻在神农架借大桑树养蚕织布提供了科学依据。神农架民间还传说，神农氏在神农架采药时，登上了具有仙境之称的燕子垭、天门垭，继而攀登回生寨，以便将回生寨的七十二种还阳药记入他的紫竹简——《神农本草经》。据传说，这回生寨的还阳药起死回生，所以称之为“回生寨”。当神农氏在跨越回生寨中一座独木小桥时，他不慎将《神农本草》竹简失落桥下，此桥因而得名“失书桥”。神农氏正处在惋惜为难之际，忽然从碧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接上了天庭，成了“药仙”。回生寨从此一年四季香气弥漫，遂改名“留香寨”。1985年秋，笔者陪同文物工作者来到天门垭、留香寨考察，在留香寨下两公里处的红河村发现了一座神农氏骑仙鹤上天庭的清代石刻雕像。这座石刻雕像，竟然与当地民间传说完全吻合，实在令人啧啧称奇。一些史籍方志描写炎帝神农氏的形状是：身长八尺七寸，声音宏亮，额角很宽，眉棱圆而突出，胡须很多，鼻子很大，嘴唇很厚。这些特征正好与这幅骑仙鹤的神农氏的石刻像相同。
《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天中记》卷二十二引《帝系谱》：“神龙牛首。”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渗水》记述：“(谬)水西径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路史·后纪三》罗苹注： “《荆(州)记》云：‘(神农)井在(烈)山北，重堑周之，广一顷二十亩，内有地云神农宅。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旧言汲一井则八井震动’。”
以上史书记载，也与神农架林区的考古发现不谋而合。1985年，文物考古工作者来到燕子垭、留香寨北麓的官封乡塔坪村，对当地一座古塔遗址进行了清理。当地老人说，此塔系六棱九级宝塔，名曰“神农塔”。一说是远古时神农氏所建，一说是唐中宗李显被贬房县时所建。据说宝塔原有九座，到了明清时代只剩一座。宝塔附近有九口古井，九井之水相通，汲一井则众井水动。
这座宝塔系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所补修，补修时所立的碑石至今犹存，碑文说：“此塔建于斯地，总莫考其所从来而独存至今，又堪比之松柏砥柱，与四围崇山相为掩映，有足观者，亦可谓深山之古迹也。第历年久远，北隅残缺。彦等观物，不忍先民之经营渐次消灭，于是纠首捐资，如式补修，以垂千古焉。”可见，早在两百多年前补修此塔时，该塔就是独存深山之古迹，它的始建年代无从查考，足见古塔历史之悠久。神农架官封乡(今属红坪镇)塔坪村从无兵燹之祸，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一座宝塔保存数千年是完全可能的。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这座古塔被当作“四旧”而拆毁，只剩下塔基。考古人员在此塔基旁，还找到了一块“人身牛首”的神农氏砖雕像，系古塔上的装饰部件，引起了许多专家的重视。这是一块高浮雕的人身牛首的神农氏砖雕像，长28厘米、宽16厘米、厚11厘米(现保存于神农架林区文物管理所)。
神农架的砖雕及有关古籍，为何要将神农氏刻画为人身牛首的形象？
南宋罗泌《路史·后纪三》记载：“(神农氏)乃命邢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是曰《下谋》。”
神农时代的《扶犁》、《丰年》皆与牛相关，而牛是农民的宝贝，也是勤劳、丰收、富裕、安居乐业、为民造福的象征。神农塔砖雕及史籍中将神农氏喻为牛的头、人的身子，笔者认为起码有三种含义：其一，神农氏发明了末耜、牛耕、稼穑，是农业之神；其二，神农氏与耕牛一样，任劳任怨，勤苦劳作，一心只为百姓造福，为民多作奉献，舍身忘己；其三，是原始社会里牛的图腾信仰。在上古时代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人们依靠牛、热爱牛、崇拜牛，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古籍和民间传说中以及神农塔砖雕中认为神农氏是“牛首人身”，也就理所当然，不足为怪了。
学术界认为：“神龙”即“神农”，“神龙架”即“神农架”。“龙”与“农”谐音，有时通假。中国是龙的故乡、龙的国度，同时又是悠久的农业之国；而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农业之神；传说中还认为神农氏的祖先是神龙。所以，“神龙”即‘神农”，“神龙氏”即“神农氏”。《绎史》卷四注引《帝王世纪》、《宋书·符瑞志》、《史记·补三皇本纪》、《路史·炎帝神农氏纪》、《春秋纬元命苞》等史籍中都有女登(或作安登)为神龙感而生神农的记载。《汉书·晁错传》云：“五帝神圣……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风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这正是对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千古丰功伟绩的颂扬。
地方志书，是所在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记录。明清时代的《房县志》记载：“张公院在南山举场，离城百四十里，山峰独立，翠耸云霄。登眺则众山俱俯，顶有方丈地，尚存基址，其磉石围丈余，相传张子房修行处，去院二十余里许有白云庵，亦云子房修行处。”
张公院、南山、举场、白云庵，皆属今神农架林区首府松柏镇的地名。南山是房县之南群山的通称，一般指今神农架，特指神农架松柏镇北面的群山。元代和明初，房县、神农架隶属襄阳路或襄阳府，所以明清时编修的《襄阳府志》称神农架为“巴山老林”和“南山老林”。地理学家至今仍称神农架为大巴山东段和大巴山主峰。《史记·楚世家》等史书记述楚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古荆山当时以神农架以及神农架南坡的秭归、兴山为主。
我国当代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考证：荆山之首的景山，“即房县雁塞山”(见章鸿钊《古矿录》，1954年版)；《大清一统志》上，清代郝懿行也指出荆山(首为景山)位于“今湖北房县西南二百余里，俗名马塞山”；清代《房县志》“866年刊印)上有“房县古县图”，县城正南方标有景山，正好在今神农架林区版图内。《房县志》上所载“张公院在南山举场”，其中“张公院”即今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北面的最高峰张公院(海拔2134米)，举场即今神农架林区松柏镇举场村。
张公院直线距松柏镇中心街约三公里，系送郎山(又名宋洛山)主峰，因传说汉初张良晚年曾在此山辟谷修行建有庭院而得名“张公院”。张良在密林中建一亭阁，常与一些游客谈古论今，吟诗作赋。良常下山到农户中叙谈，以清泉为酒，以野果、药材为食，每至夜阑才归，而百姓总是送张郎(人称张良为张郎)回阁院内，送郎山、张郎阁、张公院因而得名，至今遗址尚存。
作为汉代开国元勋、刘邦“智囊”的留侯张良(张子房)，为何要到神农架来辟谷修行呢？此事可从史籍中寻觅端倪。
《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张良晚年对刘邦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经刘邦特许，张良“乃学辟谷，道引轻身”(意思是不吃五谷，只食中草药等药物，静居行气修仙)。在《汉书·张陈王周传》上，也讲到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道，欲轻举。”
留候张良晚年目睹刘邦、吕后滥杀功臣，为了明哲保身，张良只好弃官修行，妄想追随赤松子学道登仙。赤松子是神农氏的司雨神仙，神农氏在神农架采药后升天成了药仙，而神农架又盛产赤松子辟谷所食的水玉、火芝、柏实等药物。张良“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其愿望唯有到神农架才能实现。因此，张良依据史籍记载和民间传说前来神农架寻找赤松子，并服食水玉、火芝、柏实，以利修行得道，也就合情合理，十分自然的了。
炎帝神农氏是我国远古传说中的“神龙皇帝”，而唐中宗李显是中国正史中唯一的“神龙皇帝”。他们又都在神农架一带长期生活过，两个“神龙皇帝”，岂非巧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中宗李显，高宗三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病殁，李显嗣位。嗣圣元年，武后(武则天僭位，废帝为庐陵王，四月迁均州。二年(公元685年)九月迁房州。”《旧唐书》、《新唐书》上也有类似的记述。李显从公元685年被武则天废于房州，直到圣历元年(公元698年)被武则天召还于京都洛阳(于公元705年复位)，在房州整整居住了十三年。房州地域包括今鄂西北房县及今神农架大部分地区。公元685年，武则天还亲自为李显划定了管辖的地域。现神农架林区老君山西侧的皇界山，就是武则天亲手划定的房州和归州(归州辖境相当于今湖北省秭归、兴山、巴东三县)两州之间的界山。因是女皇武则天划定，故得名“皇界”。唐中宗李显在房州生活期间，常率领人马到神农架打猎，到三宝洞、神农塔、神农庙、老君观、白云庵、张公院、玉皇阁等处游玩，进香问卦。李显于公元705年复位后，曾将三宝洞外的神农塔、神农庙等列为“御封”，降旨地方派人进行维修保护，并减免房县及神农架的三年租税。三宝洞所在之地从古以来称作“官封”，这一名称似乎与李显“御封”有关。
